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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制度创新释放教育活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  发布时间:2017-03-30 11:08:31  点击数:

【提要】建立升级版中师制度,解决农村教师培养困境;成立微型学校联盟,实现内部教育资源共享;减少大班额,化解城挤乡空难题;设计e农计划,吸引

建立“升级版”中师制度,解决农村教师培养困境;成立“微型学校联盟”,实现内部教育资源共享;减少大班额,化解城“挤”乡“空”难题;设计“e农计划”,吸引留守儿童父母返乡;调动“新乡贤”等乡土资源,支持教育发展……来自地方政府的变革和创新实践,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为中央政策“落地”,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使教育改革充满活力。

  ——编者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地方政府的变革和创新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地方政府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直接面对第一线的各种教育问题。中央的政策能否因地制宜地实施、把好事办好,教育改革的理想、目标能否落地,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活力。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日趋活跃,并呈现出一些可以认识的新特点。

  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管办评分离成为亮点

  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任务就是政府简政放权,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

  山东省青岛市为了满足市民对优质、多元教育的需求,政府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实现政府由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的转变,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全面推行学校管理权限清单制度,将副校长聘任、内部机构设置和中层干部聘任、财政性经费预算管理、内部分配、招生等14方面的管理权限全面落实和下放给学校。同时注重依法行政,研究制定《青岛市中小学管理办法》。在向学校下放自主权的同时,鼓励和引导校长向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让渡权利,在全市中小学建立了家长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并逐步建立了教师、家长、学生、社区代表和专家共同参与的学校治理机制。

  重庆市綦江区推进学区自治,成立由辖区内街镇领导、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社会知名人士、家长等方面代表组成的学区教育自治委员会。下设监督评价小组、学区业务自治组、学区自治执行组等工作小组,对学校办学进行监督评价,针对监督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研讨解决方案;督促学校整改问题,解决学校办学难题。打破校际资源壁垒,形成学区内教育资源的聚集效应。通过社区参与,街镇联动,形成教育合力,群众的教育满意度不断提升。用大教育观推动教育的大治理格局,撬动了原有条块分割的体制,在政府和学校之间搭建一个缓冲地带,形成了一套新的机制和模式,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示范。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推进“政府资助学校试点改革”。通过引进优质社会资源,增加了该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通过优质社会资源承办,实现了学校所有权和办学权的分离。深圳市则通过《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位补贴试行办法》等探索,实现了教育财政从公办学校财政向公共学校财政的现代转型。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实行“教师自聘、管理自主、经费包干”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对于破解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财政依附”“人事依附”两大难题,是一项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政策创新。成都市新津县开展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为经济比较贫困、教育发展比较落后的县市提供了有益借鉴。

  寻求整体解决方案,破解农村教育突出问题

  在地方改革中,出现了一些具有整体性的重要创新案例,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困扰农村教育的老大难问题。

  江西省弋阳县通过办好农村学校,规范城区学校招生,促进农村学生回流,有效减少了城区学校的大班额现象,化解城“挤”乡“空”难题。2015年与2012年相比,乡村学校学生数量增加了9400人,增幅为30.68%;留守儿童比例下降,2800余名父母重新回到孩子身边。与此同时,改变了对农村学校的升学率评价,主要考核“辍学率”和后20%学生的成绩,弋阳县的初中辍学率明显降低,初中三年巩固率提高6.34%。同时,注重学校文化建设,“用良好的校风影响家风、改变民风”。成立乡村教育促进会、家校委员会,增强村校联系,在学校和村民互动过程中,有效改善了地方教育生态,在乡村文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江西省上栗县、河南省内乡县等地同样通过强基固本,办好农民家门口的学校,有效消减了城区大班额现象。

  四川省阆中市利用乡土资源改善校园文化,实施“朴素而幸福的教育”。校园建设杜绝大拆大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经加固维修后青瓦白墙的老建筑,朴素清爽,别具乡土特色。师生们用各种“土办法”装饰和美化校园,例如在教室、寝室的门上绘画,用学生的雕刻、绘画、书法、剪纸装饰校园,让校园洋溢着乡土文化的活力。秉持“生活教育”的理念,通过书香校园建设、劳动实践基地建设,积极研发乡土化、生活化的校本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实施有根的素质教育。为乡村教师改善居住和生活环境,在绩效工资、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使乡村教师能够在优美的校园中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为农村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提供了保障。

  乡村教师待遇较低,是教师队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湖南省泸溪县实行农村教师岗位津贴制度,采取倾斜政策激励乡村教师,中心校教师的岗位津贴每月500元,而村小、教学点为1200元;村小教师一年比城里教师多1.44万元。此外,采取教师职务评审向农村教师倾斜、建设农村教师廉租房等措施,有效地改善了乡村教师待遇。2009年以来,有265名教师自愿去农村学校任教。

  如何培养“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教师,是农村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湖南省实施“农村小学教师专项培养计划”,定向、免费、精准培养能够在农村小学安心工作的优秀师资。包括高中起点的四年制本科、初中起点的五年制专科、初中起点的六年制本科三种免费师范生的学制。毕业生实行县来县去、县来乡去、乡来乡去、乡来点去四类计划,目前已累计招生3.62万余人,毕业1.05万余人,99%已补充到乡村学校。这些定向师范生基本功扎实,素质全面,心态稳定,受到基层的高度好评。这一模式有效解决了“中师”消失之后农村教师的培养困境,堪称中师制度的升级版。

  教师编制问题是困扰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另一个瓶颈。山东省通过顶层设计,成功地突破了这一制度瓶颈,从整体上解决教师编制问题。该省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并向规模较小的农村学校倾斜。对学生数达不到标准班额数的学校,将按班师比配备教师:小学每班2.4名、初中每班3.7名。同时,增加编制弹性,实行提前编制和灵活编制。2016年6月,山东省已经完成中小学教师重新核编,乡村学校按班师比核增3.76万名,全省共计增加教师编制约10万名。

  打破封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教育

  在一些农村地区,地方政府采取不同方式增强教育的开放性。甘肃、贵州、青海等中西部地区在政府主导下,积极与公益组织、专业机构、高校开展广泛合作,鼓励多方参与,以补充优质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

  甘肃省宕昌县是甘肃省最后一个通过“普九”验收的县,近年来教育质量明显上升。其主要路径是借助专业化社会公益组织的支持。自2006年起,宕昌县与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合作开展以推进新课程改革为主的中小学教师培训。2011年引进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跨越式教学试验”项目,依托多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实现课堂教学的根本性变革。十年时间,宕昌县教师教研体系从无到有,建立了包括语文、阅读、英语、学前教育等学科本土化的四级教研体系,扎实推进教师培训,开展“校本教研”。宕昌县已经形成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成熟经验,目前活跃着14个提供各种教育支持和服务的公益组织。

  湖北省鹤峰县政府主动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以民间力量为杠杆,找到行政管理规律、社会组织运作规律之间的有效结合点,打通公益事业与政府公共服务的界限,创新社会管理模式。2011年,全县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合作,最早推广“免费午餐计划”,解决近万名留守儿童的基本温饱问题。此后,又在全国率先实施“政府部门+基金会+商业保险”三方合作的乡村儿童大病医保模式。2016年,鹤峰县政府与浙江省益农慈善基金会合作开展“e农计划”,旨在让留守儿童的父母返乡,从商业角度解决公益问题。

  另一个途径是通过社会参与和社区参与,调动“新乡贤”等本土资源,支持教育发展。郧西县是湖北省财力最弱的国家级山区贫困县,为解决教育资源投入不足问题,变政府包揽办学为社会各界共同发力,充分动员本地“乡贤”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捐资助学。采取将有奉献精神的成功人士聘为小学名誉校长、授予冠名权、建立教育基金会等不同方法,构建捐资助学长效机制。两年来,共争取社会捐资5496.5万元,捐资总数超过学校标准化建设总投入的20%,为实现乡村教育内涵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学校和教师的自组织也是值得重视和发掘的内源性力量,能够产生导致改变的合力。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组织的农村小微学校联盟,开始是小规模学校的“抱团取暖”,自主解决一些已成燃眉之急的共性问题,现在发展成为一个开展课程改革和“互联网+教育”的教学创新组织。河南省濮阳县扶持了多个学校发展共同体和教师成长自组织,成立了农村小规模学校共同体“濮阳县微型学校联盟”,联盟内部教育资源共享共用,开展“一专多能”的教师培训,通过教师走教,弥补教师队伍的结构性缺编问题。联盟的建立让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小规模学校受到了关注,并切实提升了教育质量。

  以上的改革案例,有些已经具有超越一时一地的整体性意义,如省域内免费定向师范生的培养、解决教师编制的探索等,是一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的举措。弋阳县和阆中市的改革同样具有整体性意义,在城乡一体化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视野中,在农村学校布局、促进教育公平、改变教育评价、密切家校关系、提升教育品质等各方面均有建树。特别重要的是,在那里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紧密联系,改变了学校的“孤岛”状态,从而真正建立了现代教育的现代性。这种“农村领先”的局部态势具有重要认识价值,如同一些农村学校的课改实践、浙江安吉县的幼儿园课程建设,不仅为改善农村教育提供了经验,也为改变城市的应试教育提供了方向。这些地方教育创新的实践,使我们增强了信心。

  (作者杨东平,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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