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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沂蒙抗战史]三次死里逃生,穿越火线送情报

  来源:琅琊新闻网-沂蒙晚报  发布时间:2015-04-17 11:22:39  点击数:

【提要】虽然已是86岁高龄,朱立英对自己当年的经历仍历历在目,亲眼见证当年日军暴行、汉奸为虎作伥的她,对日军、汉奸充满了仇恨。“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年轻一代一定要好好学习,跟着共产党坚定地走下去。”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市委党史研究室、沂蒙晚报社、沂蒙文化学会共同举办的“记录抗战岁月,传承沂蒙精神—口述沂蒙抗战历史”活动,于4月2日正式启动。截至8月底,我们将带读者陆续走近当年参加抗战的老同志,听他们讲述历史,追溯那段光辉的革命岁月,感受胜利背后的家国情怀,挖掘当事人身上所体现的沂蒙精神,继往开来,继续深入传承和弘扬沂蒙精神,建设好我们的美丽家园。
  

朱立英:三次死里逃生,穿越火线送情报

  
口述人:朱立英  记录整理:车少远  录制:《沂蒙风采》摄制组

  1938年,鬼子第一次进我们朱家井子村,当时我还小,鬼子“扫荡”进村在巷子里正好遇到我,一名扛着长枪的鬼子伸出拇指食指比划着“八”的动作,问我八路在哪里,我当时心里很害怕,不停地摇头。鬼子进村就开始抓人,没来得及外出避难的青壮年被他们见一个抓一个,村里很多妇女也被抓去了。后来听避难躲过一劫的大人讲,青壮年被抓去做劳工替鬼子挖战壕,妇女被糟蹋了。

  鬼子经常不定期到村里“扫荡”。因为我抗日决心坚定,做事机敏,1944年春,村支书朱立春发展我为党员,为党组织秘密从敌占区向根据地送情报。鬼子残害中国人令人发指,汉奸比鬼子更可恶,因为他们了解哪个村哪些人是党员,发现后就向鬼子报告。我们积极抗日的同时,也有意擒拿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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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英举起右手,重温1944年的入党誓言。

   当儿童团团长,在村外站岗放哨

  抗战早期,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八路”,后来经常听村里大人讲做地下工作就是和“八路”一伙的。1938年以后,我印象中村里地下党员经常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我耳濡目染,接受了许多革命思想,成为村里的儿童团团长。每天,我们这些孩子在大人的安排下到村外隐蔽起来盯着远处,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知道害怕,只要发现鬼子来“扫荡”,第一时间跑回村里报信,便于乡亲们和村里的党员及时隐蔽。

  有一天,我和儿童团员在村外站岗放哨,当我们看到有鬼子来时,我立即让一部分儿童团员继续观察,又让另一部分回去向大人报信。鬼子进村时,开会的干部已经迅速撤离,其中有一位干部未来得及撤离,就藏在我身旁的一堆柴草里。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朝我走来,站在草垛前,我手指前方说,太君,八路的那边去了。鬼子以为小孩不会说谎,于是径直奔去。

  距鬼子第一次进我们村不久,鬼子在我们村南、离村不远处用树头搭起了据点,据点驻扎着很少的鬼子,晚上不敢出来,伪军跟着鬼子一道守在据点监视四周村里的动向。有几次,我晚上和民兵摸进鬼子的据点,每次都生擒几个汉奸送到根据地,防止这些汉奸继续告密。

  我们村在沂河东岸,河东成了敌占区,河西是根据地。晚上,地下党就来东岸发动群众抗日。

  1944年,我担任村“识字班”班长,组织几十名“识字班”队员唱“共产党、毛主席是大救星……”大家都认为共产党最好,但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还以为离“党”很远。194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村支书朱立春把我叫到一间空房子里,问我想见共产党吗?我干脆利落地回答,想。这天晚上,我回家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

  三个月后,河阳区委来了两个人,在一盏煤油灯下,我面对党旗,郑重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我被选入村党支部,进党支部后我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早已是一名共产党员。

   坚守在敌占区,三次死里逃生

  我加入共产党后,被朱立春安排负责来往沂河两岸送情报。汉奸得知我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后,和小鬼子先后三次到村里捉拿我,结果都没成功。

  1944年夏天,鬼子到村里“扫荡”,喊话要活捉了我。老百姓们纷纷下水朝河西岸根据地躲避,我和一位名叫尹作兰的女干部也撒腿跑到河边渡河,就听到身后鬼子的子弹“嗖嗖嗖”地打过来,河面上激起朵朵水花。当时水流湍急,我不会游泳,我和尹作兰俩人紧紧抱在一起也不管水深水浅就往前蹚,直到到了河西岸这才躲过一劫。

  第二次,1944年的冬天,这次我没有及时跑出去,隐蔽到村里一位老大娘家里,这位老大娘赶紧给我换上老太太的衣服,又在我脸上抹了几道灰,让我抱着个小孩装成老太太。鬼子将门踹开,“哗啦”一下全进来了,都带着枪,枪上也都上了刺刀。一名鬼子将刺刀架到我的脖子上,正在这时,一汉奸小碎步跑过来告诉小鬼子隔壁邻居家发现有柿子可以吃。小鬼子一听有柿子,便放下刺刀离开了。这一次,我险些被残害。

  第三次,我得知鬼子又来“扫荡”,提前去了河西根据地,隔了没几天,母亲蹚过冰冷的沂河到根据地,两条腿都被冰凌子刺破了,母亲告诉我说父亲被鬼子抓去了,如果我不出现,他们扬言要杀了我父亲将人头挂在雪地里。这一次我吓坏了,我家里有兄弟姊妹五个,牺牲我一人不要紧,如果父亲因为我牺牲了,我们这个家也就没了顶梁柱。我喊着要去救父亲,战友们极力阻拦,说去了也只能白白牺牲。最终,在抗日根据地特务营的营救下,父亲安全脱险。

  即便鬼子扬言要活捉我,我依然坚守在敌占区,不是因为不怕,而是因为对鬼子的恨支撑着我这么做。每次,村支书朱立春拿到情报后转交给我,我就将衣服撕开口子,将情报藏进去,第一时间将情报送到河西岸殷家庄村一位姓薛的党员手里。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当时时局已经有些缓和,党的队伍经过村子,我就动员村里人把房子腾出来让给战士们住。村里住着病号,我就动员“识字班”为伤员送吃送喝,为他们擦洗伤口、换药。短期病号我们就喂鸡蛋,长期病号我们就熬鸡汤帮伤员疗养。将伤员送走时,往往是送的人哭了,被送的伤员也哭了。平时,我还带领秧歌队去慰问部队,那个时候缺少文化生活,我们去慰问战士的时候,即使下着大雨,战士们也全站在雨中聚精会神地观看。

   [采访札记]

  “我一直相信党,相信群众,也相信自己。过去成千上万的人参加抗战,我做的这点工作算不了什么……”13日下午,朱立英对记者说。虽然已是86岁高龄,朱立英对自己当年的经历仍历历在目,亲眼见证当年日军暴行、汉奸为虎作伥的她,对日军、汉奸充满了仇恨。“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年轻一代一定要好好学习,跟着共产党坚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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